Saturday, November 30, 2013

烙印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烙印

    那是一个黄昏,父亲已经开始在昏黄的灯下结账,我们也在天井处做功课。这时由门外来了一个高瘦的人,在父亲的收银桌前站着说话。随及看见父亲由右手的抽屉拿了些钞票递给那人,那人便匆匆地走离开了。
    这神秘的一幕其实父亲后来没有向我解释,我也没有向他追问。然而,也许是哥哥姐姐们的三言两语,使我记得那人是在“逃”。
    记的大约是1953年,父亲和三叔在徬晚常到鸡场街一间傢俱店学英文,而那晚上匆匆而去的正是他们的英文老师。他为何需要逃,逃到哪儿去?那时期,也就是日本战败投降,英军从新占领及统治马来亚,而马来亚共产党从抗日军恢复为抗英军,并在各地展开地下活动。其中一个最普遍的活动就是通过读书,“学习” 的掩幕,来讨论时事,传布消息,号召抗英,争取马来亚半岛的独立。也许,那位英文老师就是与这类活动有关联的人。
    年青时由政治动荡的中国南来的父亲和三叔,倾向于抗日及支持后来的新中国共产政权。其实在那个时代,绝大多数的华人都对新生的中国有很大的憧憬,他们向往的是一个没有灾难,没有饥荒的故乡,一个百姓当家的国度。
我不久前阅读过一本题为《古城硝烟》的书,内容包含当年在马来亚半岛从事地下工作,后来被英殖民地政府驱逐或自动回到中国的人们所写的回忆录。古城是马六甲的别名,而书中就有提到在荷兰街和东圭纳街有马共的地下连络站。这两条街离鸡场街和我们家的马车街很近,拐两个弯就到。当年,整个马六甲文化经济活动就集中在这几条街内。
    近年常和二姐在老家闲谈往事,而根据她的回忆,父辈们学英文时她也有去,而且常常是由她朗读英文篇章。至于大人们有无谈论抗英或共产主义的事项,她说就没有印象了,而且就算有,我们笑说,当然是不会给小孩子们听到的。
    父亲在板底街的东美公司还有一位姓吴的挚友,做的是中国货的入口批发生意,俗语叫“做头盘”,也兼做与中国的汇兑。父亲除了由他处进货,诸如罐头,食品,干粮,葱蒜等,晚饭后常常骑着脚车到他店里谈天。大姐去了中国后,父亲也就通过东美汇钱给大姐。在记忆中,当新中国政局稳定并且开始输出轻工业产品时,父亲很愉快的买进了中国出产的脚踏车和缝衣车给家人用,还赞美它们物廉价美。而那时父亲有一位在Bunga Raya街开布店的朋友,他也曾在晚间带回中国的碎花布给母亲。对新中国的仰慕无形中就烙印在孩子们的脑中。
    在我们的杂货店里当店员的是一位住在羽绒巴西村(父亲南来后最早住在那)的瘦削老伯,我们唤他“鑽叔”。鑽叔通常在下午两三点就比较得空,那就是他的读报时间,因主要或定期的顾客早上来办货,中午以后就散去,之后来的是零星的小顾客。坐在小磅秤旁的他,戴上非常老旧肮脏的老花眼镜,一面读报,一面把精彩的国际新闻说给我们这些小囉囉们听。我记得他常常提到当时新兴的共产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,铁托和史太林,小脑袋子里免不了就觉得他们是了不起的人物了。
    童年生活中的父辈,把那个时代的爱憎间接的传给我们,也就影响了日后我们的思想倾向。在书写的过程中,时时问自己,我本身并没有真正地听到看到或明确的记得他们所曾说过的话,做过的事,那所描述的印象又基于什么呢?会不会是误解呢?

    答案是,至到我成长懂事时,父辈们仍然表现出左倾,正义的思想形态,加上后来阅读的相关书报,电影,个人经历,就如此地让我把年幼时的印象解释了。以前不明白的,后来明白了,领会了。

Wednesday, November 27, 2013

三姐秀梅

三姐秀梅
大约在我小学五年级时,父亲的杂货店里来了一位瘦削的人。父亲和他说了一会儿,便大声的唤我出来,对那人指着我说,“是长得这么大吧。”那人看看我然后点了点头,我起初愣愣地站着不知就里,但很快的便明白那人就是领养了我一位姐姐的人。
之前,曾听二姐说过有姐妹送与他家的事,但我们不曾向父母直接查问。如今见到了姐姐的养父,还说姐姐和我长得差不多身材,我突然觉得伤感,由店侧的楼梯上楼去后,对着窗外的回教堂喷水池,留下了眼泪。这是我第一次肯定姐姐流落他家,且在不远处。
之后,母亲便以我的身材做了几套校服,给要上学的三姐穿用。
此事的原委是在20126月,我与三姐秀梅,二姐素叶等到香港为大姐素月送终时才弄清楚的。那时,我们在旅舍中,有很多叙旧的时间,我也由三姐的口中知道了不少往事。
三姐秀梅生于1941210日,日本南侵时。当年父亲仅三十岁,却已育有三女一男,住在羽绒巴西村,靠收旧货(GALONG GUNI)为生。
新生的女婴在满月之前由后门送出去给领养者,但这妇女抱了女婴后才发现自己无能力买炼奶喂养,便又转手给苦无儿女的郑家阿嫂。郑家阿嫂领养了秀梅后,竟接二连三养了八九个儿女。秀梅端的成为长女,自小便会做家务,后来成了很干练的主妇。
三姐秀梅说,她在马六甲的羽绒巴西乡村长大,成为长女。养父姓郑,是位鸡贩,在脚车后装置个大藤篓,里面关着活鸡,骑着脚车到处兜售。
秀梅说她自懂事起便知道自己的身世,因为亲生父战后搬到市区的马车街开杂货店后,常有骑脚车到羽绒巴西走走。邻居的一位老妇人曾远远的指着父亲告诉秀梅,“那是你的亲生父亲”。
三姐到了学龄没有入学。有一天,父亲到郑家悠转,知道秀梅没有上学。第二天,父亲又到郑家,告诉郑父秀以送秀梅到村里的小学就读,学费由父亲承担。后来,郑父就到东泰来要求校服了。
三姐已经超龄,所以一入学就被插进三(?)年纪的班,功课不太顺利,但马来文一科特别好。
小学毕业后,父亲要让她到峇株华仁中学升初中,但她不想读中学,只想学剪裁,父亲成全了她,她便学了一门手艺,有很多年靠这取得收入维持生活。根据二姐的记忆,秀梅小学毕业后到东泰来,父亲送她一支墨水钢笔。在一些旧的黑白照片中,记录了秀梅和母亲到新加坡游玩,而我可能已在那大学了。假如不是看到这些照片,我对这次旅游完全没印象。

在这之前,她常常看到大姐素月到郑家来。在众姐妹中。唯有大姐对秀梅被领养有真正的记忆,或者说,她是看到妹妹被送走的。在五十年代,大姐已是初中生。她与在该村的两位青年,算是乡亲的儿子,结伴离开马来亚,投奔中国大陆/祖国的怀抱。临走前,大姐回到村里向秀梅的养母告别,郑母给大姐一个顺风红包。秀梅当时在家,就看到这一幕,也知道她就是自己的亲生大姐。
三姐夫郑亚财原名郑玉华。虽然与三姐同姓郑,但因三姐本姓江,长辈们允许他们成婚。婚后育有一女二男。
三姐婚后常与丈夫回来东泰,但那时期,我已离开东泰到峇株与星加坡求学,就业与成婚,没有多机会和他们接触。一些情况大多由二姐告诉我。我是在一九九四年由汶莱归国后才与三姐秀梅熟悉起来。
姐夫阿财是罗里司机,往走各地送货,来不及回来的话就在当地过夜。养下了一女二男后,姐夫在星加坡的夜市认识了一位卖面食的女人,发展为外遇,还结婚生育二子,住在居銮。
把消息带来东泰的是常来东泰坐谈或过夜的姑母江谨。父亲知道了非常的痛心。父亲于是要我们正式把秀梅插进原有的排行中。我原是被称为“三姐”“三姨”“三姑”的,就向下移为“四姐”“”四姨”“四姑”,新慧排为第五,变为“五姨”“五姑”,春暖排第六,是为“六姨”“六姑”。
前面几年,除了我们,连新生代的侄甥们都在“三、四、五、六”的称呼中舌头打牙齿,叫得乱七八糟。
大约是在七十年代,我由汶莱回来东泰省亲,只有几天的时间在家。父亲见我回来,便叫我到芙蓉探望三姐。我因时间不多,又带着孩子,婉拒不去;父亲一再催促,母亲见了很生气,数落了父亲一顿。她说,“谁叫你那时为了一箱红字牛奶,便把她送给人,现在才来要哭要啼,叫阿珍去这么远的地方看她。”我只得在父母之间打圆场,但母亲那时的口气和姿态,我至今不忘。
父亲虽说是个严肃且令人生畏的人,但对老妻这一次的数落,没有回应,只坐在大饭桌旁的专用位置抬头看屋顶,然后低下头用手掌揩自己的脸。
姐夫以司机的收入,要养两个家,五个孩子,应该是应付不了的。三姐在家变之后,没有放弃抚养自己的三个孩子。她替人缝制衣服,做保姆,做米酒售卖,种菜等等。
在两个男儿的少年期,姐夫和二房太太分手了。姐夫把两位少年带回原来的家,三姐不愿意照顾,但是父亲认为应该收养,而且说多两个孩子是一种福报。这两个孩子不受管教,和他们的父亲常起冲突,终于离家到外面去闯。二房太太在四十多岁时病故。
我在回归本国后,才常在东泰遇到三姐和姐夫。那是大家都已是中年人。三姐身材高大粗壮,而且很像母亲,有典型的干练主妇的沉稳外貌。
姐夫中等高度,瘦削黝黑,脸型很有棱角,下巴很尖,有点像台湾诗人余光中。在东泰,他表现得很有礼貌,很客气,说话不多,倒是太太嗓门大和有很多家常事好发挥。我的感觉是,他来来去去的送太太回娘家,好像很敬畏她。
父亲母亲分别在19971999去世。在葬礼中,三姐夫似乎挺熟悉传统的葬礼习俗,包括焚烧灵屋的方式,在现场时给我们不少提示。有他在,我觉得比较放心。
三姐夫老了,不再驾罗里,算是退休,而改行做促销,推售像“骨宝”之类的补品。但他在这方面不成功,货囤很多,满个房间都是,还曾拿了太太的钱去进货,后来就结束业务,完全退休。他的营销成了三姐的另一场噩梦。

三姐虽然只受不完整的小学教育,但已足够她阅读报纸和吸收新的讯息。她也有收集报刊资料的嗜好,从电视上吸收知识,所以谈起保健,育儿,教养等等都滔滔不绝,很跟得上时代。
她也喜欢种花种菜。她在芙蓉的角头屋,有片L 字形的空地,给她种满了花和菜。来东泰时,她常带很大棵的菜给二姐。当然,她也常把菜分给左邻右舍。此外,做布手工也是她中年的乐趣之一。她乐善好施,看到旧时邻居或亲戚生活条件差,连床褥枕套都缺乏,便回家来用家里有的布料,缝制了一些再送过去。

三姐女儿名为金铃,是马大的经济系学士,与新加坡籍的丈夫林耀鸿居住在吉隆坡,共同从事会场布置这行业。金铃对母亲挺孝顺。母亲膝盖有问题,金铃积极地带她去做手术治疗,使母亲能好好的走,不过要在患处套个护膝匝。女婿和岳母感情也好,时时请她到吉隆坡住。他们在洋房旁留一块空地,说是要给母亲来住时种花种菜的。三姐说,“这样的女婿没得嫌。”
不过金铃婚后不孕,而在2012年领养了一位缅甸男婴,金铃为他取名为 永彦”,含义是“有学问的人”。我在2012年十二月见过这孩子,大概是六个月大,长得很结实可爱,而面貌与领养的父亲相似。(据说领养的孩子很快就会和养父或养母变得相似,我也亲眼看过几个例子。)
见到这婴孩的时候,其实是我到芙蓉向几天前去世的三姐夫,也就是婴孩的外公,致敬吊唁。
事缘三姐夫和三姐,两位都是年过七十的老人,到他们的旧家打扫。三姐夫为了清理洗澡间高处的积尘,一手拉着洗尘机的吸管,一脚踩在马桶的水箱上,就在那时跌了下来。三姐去援助时,吸尘机在呼呼作响,她不知如何关掉,在慌乱中把电插头拔出来,再把姐夫扶出洗澡间。她向外面过路的人求助,第一个拒绝帮忙,第二位帮她把姐夫送去医院。难以想像个三姐本身双脚不灵活,又要单独拯救丈夫,是怎样的一种磨难啊。
姐夫因脑部受伤于十二月十四日去世,而十五日正是我为了自己的七十岁生日,请姐妹到家里来聚餐。姐妹们等到餐会过后才告诉我这个噩耗。我感激姐妹们的用心,也感叹自己高高兴兴地庆生,竟不知姐夫已离开人世,而三姐遇到这么大的挑战。
我最后一次见到三姐夫实在2011年12月在马六甲的江家聚会上,当时我还为三姐夫妇拍照留念。
三姐现在还是住在芙蓉,把她的爱心投注在孙儿的身上。女婿在岳父的葬礼时告诉我们,他和金玲会好好的照顾母亲,提供她所需要的,也会安排车夫以方便母亲来去各处。
三姐可说是劳苦一生,但伫力不倒。她说,她不会因丈夫的去世而放弃生活,因为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我觉得她真是从生活中吸收了很多的智慧,有很健康的思想。她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嗜好,对周围的人都关心疼惜。像这样的人,有很强的软实力,可以好好地活下去。
现在三姐很专注的照顾领养来的外孙男。说到这,我竟发现到在我们家谱中,有一条“领养”的轨迹。其实我的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,都是被领养的,因为我的外婆不育,而外公是当时的富人。我的三姐秀梅出生后因战乱被送与他人领养,如今三姐的女儿又领养别人的孩子。可以说每一代中都出现“领养”的孩子。或许有人可以把这现象称为“宿命”,也就是说是一种必会发生,避免不了的事。还好侄孙林永彦必会获得良好的照顾和栽培,而被领养也许就赋予他一个更好的未来。




22/3/2013

Monday, April 29, 2013

序言 我所以写....

        人在一生中所经历过的事千千万万,所接触过的人形形色色,虽然不是全部都令自己欢喜快乐,但的确是很丰富很精彩,及会在回忆时衍生另一种趣味。回忆时,人与事有的清晰,有的模糊,但就如在照片中看风景,比实在的美丽。有的回忆是零星的印象,但还可以慢慢拼成一副完整的景象,编串成一个故事。
         也许在书写的过程中,某部分会因为以常理推想,错觉,误解,岁月的冲刷,拼凑等等,而可能不全符合当时的情况。然凡事必有不同角度的景象,凡人也必有数重性格,我所记录的当然也就是我所看到和感觉到的, 也就成了半真半想像的故事。
        我并没有沉溺于追忆过去,而忘了眼前的日子。写下这些还能弄清楚的人生故事,对我是一种生活的整理,也是磨练文字的方式及充实当下生活的一个思想活动。所以我写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