烙印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烙印

    那是一个黄昏，父亲已经开始在昏黄的灯下结账，我们也在天井处做功课。这时由门外来了一个高瘦的人，在父亲的收银桌前站着说话。随及看见父亲由右手的抽屉拿了些钞票递给那人，那人便匆匆地走离开了。

    这神秘的一幕其实父亲后来没有向我解释，我也没有向他追问。然而，也许是哥哥姐姐们的三言两语，使我记得那人是在“逃”。

    记的大约是1953年，父亲和三叔在徬晚常到鸡场街一间傢俱店学英文，而那晚上匆匆而去的正是他们的英文老师。他为何需要逃，逃到哪儿去？那时期，也就是日本战败投降，英军从新占领及统治马来亚，而马来亚共产党从抗日军恢复为抗英军，并在各地展开地下活动。其中一个最普遍的活动就是通过读书，“学习” 的掩幕，来讨论时事，传布消息，号召抗英，争取马来亚半岛的独立。也许，那位英文老师就是与这类活动有关联的人。

    年青时由政治动荡的中国南来的父亲和三叔，倾向于抗日及支持后来的新中国共产政权。其实在那个时代，绝大多数的华人都对新生的中国有很大的憧憬，他们向往的是一个没有灾难，没有饥荒的故乡，一个百姓当家的国度。

我不久前阅读过一本题为《古城硝烟》的书，内容包含当年在马来亚半岛从事地下工作，后来被英殖民地政府驱逐或自动回到中国的人们所写的回忆录。古城是马六甲的别名，而书中就有提到在荷兰街和东圭纳街有马共的地下连络站。这两条街离鸡场街和我们家的马车街很近，拐两个弯就到。当年，整个马六甲文化经济活动就集中在这几条街内。

    近年常和二姐在老家闲谈往事，而根据她的回忆，父辈们学英文时她也有去，而且常常是由她朗读英文篇章。至于大人们有无谈论抗英或共产主义的事项，她说就没有印象了，而且就算有，我们笑说，当然是不会给小孩子们听到的。

    父亲在板底街的东美公司还有一位姓吴的挚友，做的是中国货的入口批发生意，俗语叫“做头盘”，也兼做与中国的汇兑。父亲除了由他处进货，诸如罐头，食品，干粮，葱蒜等，晚饭后常常骑着脚车到他店里谈天。大姐去了中国后，父亲也就通过东美汇钱给大姐。在记忆中，当新中国政局稳定并且开始输出轻工业产品时，父亲很愉快的买进了中国出产的脚踏车和缝衣车给家人用，还赞美它们物廉价美。而那时父亲有一位在Bunga Raya街开布店的朋友，他也曾在晚间带回中国的碎花布给母亲。对新中国的仰慕无形中就烙印在孩子们的脑中。

    在我们的杂货店里当店员的是一位住在羽绒巴西村（父亲南来后最早住在那）的瘦削老伯，我们唤他“鑽叔”。鑽叔通常在下午两三点就比较得空，那就是他的读报时间，因主要或定期的顾客早上来办货，中午以后就散去，之后来的是零星的小顾客。坐在小磅秤旁的他，戴上非常老旧肮脏的老花眼镜，一面读报，一面把精彩的国际新闻说给我们这些小囉囉们听。我记得他常常提到当时新兴的共产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，铁托和史太林，小脑袋子里免不了就觉得他们是了不起的人物了。

    童年生活中的父辈，把那个时代的爱憎间接的传给我们，也就影响了日后我们的思想倾向。在书写的过程中，时时问自己，我本身并没有真正地听到看到或明确的记得他们所曾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，那所描述的印象又基于什么呢？会不会是误解呢？

    答案是，至到我成长懂事时，父辈们仍然表现出左倾，正义的思想形态，加上后来阅读的相关书报，电影，个人经历，就如此地让我把年幼时的印象解释了。以前不明白的，后来明白了，领会了。